進一步發揮稅收政策在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中作用

苑德宇 常家銘

從拓寬對外開放范圍、延展對外開放深度、強化對外開放安全性等方面，優化相關稅收政策，增強稅收對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助力。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稅收是國家治理體系重要組成部分，連接經濟、政治、社會等領域，對要素流動、國際貿易、國際合作乃至國際關系有著重要影響。明確并進一步發揮稅收政策在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中的定位和作用，對于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圖為中非班輪“韋立團隊”輪，正從國家“一帶一路”倡議重點建設的15個港口之一山東港口煙臺港，起航駛往非洲幾內亞。中非合作論壇成立24年來，雙邊貿易額增長近26倍。其中，服務貿易成為中非經貿合作亮點。自2017年以來，中國自非洲進口服務年均增長20%，每年為非洲創造近40萬個就業崗位。

稅收政策在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中的定位和作用

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是我國邁向新發展階段的必然要求，不僅應拓寬開放廣度，還應延展開放深度，更應提升開放安全度。在此前提下，稅收政策在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中的定位和作用應是：

助力更大范圍對外開放。目前，我國第二產業制造業基本實現全方位對外開放，但第一產業農業、第三產業服務業的開放水平仍顯不足。推動實現高水平對外開放需要進一步擴大開放范圍，逐步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吸引更多全球要素進入我國市場。應完善跨境投資和貿易相關稅收政策，積極對接國際貿易規則，實現稅收、貿易、金融、產業等政策協同，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聯動效應，擴大對外開放領域。

助力更深層次對外開放。伴隨全球化趨勢不斷深入，并疊加數字經濟發展，國家間稅收利益分配關系日趨復雜，需要對跨境所得稅收管轄權進行重新劃分和協調。我國與許多國家和地區之間具有很高的經濟關聯度，當前我國開展國際稅收合作的主要方式是雙邊合作，其在解決經濟數字化帶來的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問題上并不徹底。而多邊稅收合作不僅能夠推動形成國際稅收利益合理分配的廣泛共識，還有助于防止單邊措施泛濫，避免貿易沖突，為國際貿易和投資提供更加穩定和可預測的環境。因此我國應深化多邊稅收合作，以實現更深層次對外開放。此外，通過提供全面、高效、便捷的納稅服務，吸引更多外資進入我國市場，提升我國“走出去”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助力更安全的對外開放。不安全的對外開放是不可持續的，也不是高水平的對外開放。稅收政策應為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提供安全保障，助力形成與高水平對外開放相適應的風險防控體系，主動塑造有利于我國的內外部安全環境。如在應對國際經濟環境不確定性、外資競爭、數字經濟發展等風險挑戰方面，可通過加強國際稅收合作，積極參與國際稅收新規則制定，維護我國稅收乃至經濟權益。

稅收政策助推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實踐

近年來，我國在完善進出口稅收制度、參與構建國際稅收規則、推動建設多邊稅收合作平臺、創新完善跨境納稅服務體系等方面持續發力，有力助推高水平對外開放。

增強外商投資驅動力。我國相繼出臺一系列針對外商投資的稅收優惠政策：一是給予關稅、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等減免優惠。如2017年起境外投資者以分配利潤直接投資暫不征收預提所得稅。二是給予法律保障。如2020年起我國施行外商投資法，以法律形式明確外資企業享受稅費優惠政策。這些舉措有助于營造更具吸引力的稅收營商環境，持續增強外資企業在華投資信心。

參與制定國際稅收新規則。近年來，我國不斷為建立國際稅收新秩序作出貢獻，如2013年防止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項目啟動后，我國提出的“利潤應在經濟活動發生地和價值創造地征稅”理念，被二十國集團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采納為項目總原則；2017年我國簽署《BEPS多邊公約》；2019年起我國深度參與應對經濟數字化稅收挑戰“雙支柱”方案談判，為達成共識作出重要貢獻。

提升跨境納稅服務質量。我國聚焦跨境納稅人涉稅需求，不斷創新稅收服務舉措。如推出“稅路通”跨境稅收服務品牌，通過提供專業的跨境稅收咨詢和服務，幫助企業更好地適應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稅收規定和業務環境。針對“引進來”企業，我國稅務部門推出簡化稅收協定待遇適用申請程序、取消非居民企業稅收核定審批事項、線上辦理非居民企業涉稅業務等舉措，有效提升跨境稅收服務質效。

增強稅收對高水平對外開放助力的建議

高水平對外開放意味著更深入的國際合作，稅收政策助力高水平對外開放，應充分考量國際環境影響。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個別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動，給我國對外開放造成挑戰；運行近百年的國際稅收規則面臨重塑，各國為發展本國經濟、吸引要素流入等，頻繁調整國內稅收政策，跨境投資和貿易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強；數字經濟迅速發展，催生新型避稅手段，對跨境經濟活動的稅務監管難度加大。面對以上挑戰，應多方面優化稅收政策，穩步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

順應國際經貿規則變化，拓寬對外開放范圍。在關稅方面，基于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要求及國際貿易關稅減讓趨勢，可優先對具有國際比較優勢的產業和產品實施關稅減讓或零關稅，為需要保護的國內基礎產業和缺少比較優勢的產業設置合理過渡期，有計劃、分步驟地推進關稅減讓。我國關稅稅則設置過渡期應滿足世界貿易組織相關要求，以減少貿易調查和上訴。在出口退稅方面，對傳統、新興及特色優勢服務貿易實行差異化出口退稅政策，加大對商業服務、技術服務等新興服務貿易產業的出口退稅力度，優化服務貿易結構，提升我國服務貿易競爭力。此外，我國應主動對標《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等高水平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的相關規則，深化稅制改革，在協調稅收政策、反避稅措施，以及加強稅收合作等方面盡快達成共識。

提升稅收服務質量，延展對外開放深度。一方面，暢通稅務部門與商務、海關、金融等部門的數據共享和協作機制，為企業跨境發展創造更加便利的環境；繼續推動稅收征管數字化轉型，綜合利用大數據、云平臺、區塊鏈等技術推動稅收治理現代化，提升跨境稅收服務質量。另一方面，聚焦對外貿易新業態，研究數字服務出口企業、跨境電子商務企業的專項稅收優惠政策；繼續深化“稅路通”跨境稅收服務品牌建設，為外向型企業提供更高質量的稅收服務；積極參與國際稅收新規則制定，為解決數字經濟發展帶來的國際利潤分配不公平問題等貢獻中國方案，并將國際稅收規則逐步融入國內稅收改革中。

防控國際稅收風險，強化對外開放安全性。當前，國際稅收風險主要有稅制差異引發的稅收遵從風險，跨境稅收征管水平差異導致的特別納稅調整風險，稅制協調差異導致的稅收確定性風險，新業態跨境交易模式導致的數字經濟征稅風險等。一方面，通過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手段，建立國際稅收風險監測系統，對異常的對外經濟活動進行跟蹤分析，提升對國際稅收風險的感知能力；另一方面，建立國際稅收風險緊急處置機制，對國際稅收風險進行識別和全面評估，建立國際稅收風險緊急處置機制，切實保障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安全性。

（作者：苑德宇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研究員，常家銘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