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稅改方案能否破除稅制積弊

丁琴 梁譯心

近日，印度2025年《所得稅法》草案在印度人民院（議會下院）審議，若審議通過，將于2026年4月1日生效。印度此次改革旨在通過重構個人所得稅體系、優化中小企業稅制等多項措施，破除長期制約經濟發展的稅制積弊。而這場被印度政府稱為“制度創新范式”的稅改，能否順利實施并收到預期效果，在國內外引發廣泛爭論和多重質疑。

經濟滯脹與稅制痼疾并存

近年來，印度國內經濟表現疲軟，失業率居高不下，通脹壓力持續攀升。同時，印度的稅收體系也面臨多重結構性挑戰，其脆弱性首先體現在稅基的極度狹窄。據統計，2024—2025財年，印度僅有7500萬人提交納稅申報表，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不足7%。其中，63%的申報者實際上并未繳納任何稅款。

根據官方公布的稅收數據，印度中產階級群體（年收入10萬—1000萬盧比，1元人民幣約合11.8392印度盧比）承擔了所得稅的主要部分，而年收入超過1000萬盧比的高凈值人群貢獻的比例相對較低。這種結構性失衡凸顯了現行稅制在調節貧富差距方面的功能不足。此外，由于稅制失衡，中產階級的可支配收入持續減少，生活開支占據主導。印度國家抽樣調查辦公室的2023—2024財年家庭消費支出調查顯示，普通家庭支出中有65%用于食品、住房與醫療等剛性開支，同時家庭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上一財年的14.8%上升至17.4%，而實際工資增速卻長期落后于零售通脹率。

印度6億勞動力中的大部分受雇于非正規職業，灰色經濟規模持續擴大。盡管稅務部門不斷加強稅收征管，但非正規經濟向正規經濟轉型仍面臨巨大阻力。

多層級、高壁壘的稅收體系對印度營商環境造成了顯著損害。中央、邦與地方三級稅制中存在大量模糊條款。例如，1961年《所得稅法》關于商業信托資本利得稅稅率的適用爭議持續數十年，導致房地產投資信托長期按30%的稅率繳稅。此外，高關稅政策成為外資進入印度市場的重大障礙，汽車進口稅率最高可達110%，化學品和電子產品稅率顯著高于國際平均水平。大眾、起亞等多家全球知名汽車公司紛紛在印度深陷稅務糾紛，印度政府稱這些企業涉嫌逃稅。而相關跨國企業則認為，外國公司在印度長期面臨過度稅務調查，這使得投資者對印度市場的信心大幅下降。

圖為印度孟買街頭。

推進稅改以應對結構性挑戰

針對經濟中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印度政府推出了當前的稅收改革方案。

在個人所得稅方面，擬將起征點從70萬盧比大幅提升至120萬盧比，覆蓋人群擴大約40%；稅率級距擬由原來的5檔增加至6檔，最高稅率30%的征稅門檻從150萬盧比上調至240萬盧比，從而構建“高門檻、寬級距、緩累進”的稅收結構。專項扣除項目則擬從十余項精簡為兩項，僅保留7.5萬盧比標準扣除及雇主養老金扣除，以簡化申報流程。

中小微企業的推定課稅標準從2000萬盧比放寬至3000萬盧比，同時新增“現金收入占比不得超5%”的限制，以有效壓縮灰色交易空間。針對電子制造業的非居民企業，適用推定征稅規則，其應稅基數設定為總收入的25%，并引入5年鎖定期，防止企業通過短期套利行為規避稅收。此外，修復了商業信托稅制中的漏洞，基礎設施投資信托和房地產投資信托的上市證券長期資本利得稅稅率擬從30%下調至12.5%，從而結束長達數十年的法律爭議。對于符合條件的初創企業，允許其在成立后的10年內，選擇任意連續3年享受利潤全額免稅的優惠政策。

在國際稅收領域，根據新的轉讓定價規則，允許企業在符合獨立交易原則的前提下，連續3年適用相同的定價標準，意在提升跨境交易的確定性。數字服務提供商需披露其收入來源地信息，以明確鎖定數字經濟的稅基。此外，國際金融服務中心（古吉拉特邦國際金融科技城）的稅收優惠政策范圍將擴展至船舶租賃業務的資本利得、衍生品交易以及壽險保單相關業務。同時，外資保險公司的持股上限擬從74%提升至100%，但前提是將所收取的全部保費重新投資于印度國內市場。

稅改面臨多重質疑

盡管印度政府將此次稅制改革標榜為歷史性突破，但其方案的可行性與實際效果仍面臨多重質疑。

首先，此次改革是否吸取了以往教訓尚存疑問。據了解，印度2010年與2019年的兩次稅改均無實質進展，若此次改革目標僅停留在簡化法律條文和擴大稅基等表層問題，而未觸及稅收分配的結構性矛盾，例如高凈值人群貢獻不足20%所得稅的畸形現狀，所謂的改革公平性恐難實現，相關改革措施能推進到何種程度更是難以估計。

其次，維持企業低稅率以吸引外資的政策，可能效果甚微。當地分析人士稱，2019年企業稅率下調后，印度外資凈流入額不升反降，2024年4月—12月的凈流入額甚至暴跌至僅12億美元，同比驟降85%，這表明單靠稅率調整難以根治投資環境中的深層次問題。而且，稅改的緊迫性似乎受制于外部壓力，尤其是美國“對等關稅”的威脅。例如，印度將汽車進口關稅從110%驟降至30%，雖迎合了國際資本需求，卻可能沖擊本土制造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的生存空間。若改革僅為規避外部制裁而忽視國內產業平衡，其可持續性將大打折扣。當地媒體評論指出：“印度既希望主導規則制定，又難以擺脫對西方市場的依賴，這種戰略矛盾將長期制約其改革成效。”

最后，稅改對中產階級的承諾也存疑點。盡管個稅起征點大幅提升至120萬盧比，但在通脹高企、家庭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攀升至17.4%的背景下，可支配收入的些許改善能否真正激活消費需求仍需觀察。若工資增長停滯與生活必需品價格飆升持續侵蝕購買力，稅改所帶來的喘息空間恐被現實壓力迅速吞噬。印度金德爾全球大學教授迪潘舒·莫漢指出，在孟買、德里等大城市，家庭年收入達到120萬盧比仍屬于拮據狀態，此次稅改并未觸及民生核心矛盾。印度若無法同步解決增加就業崗位、技能培訓與公共服務提質等系統性難題，孤立的稅改終將又淪為一場治標不治本的政策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