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碼”七十個經濟體的企業所得稅投資優惠

何振華 馮子奕

企業所得稅投資優惠政策仍然是各國政府促進投資的常用手段。各經濟體在制定和調整企業所得稅投資優惠政策時，應充分考慮政策的有效性、可持續性以及與國際規則的適配性。同時，加強政策協調與監管，平衡好吸引投資與保障財政收入之間的關系。

跨國制藥公司利用西班牙的稅收優惠和相對高效的監管流程，縮短了藥物試驗從開始到批準的時間，從而使西班牙在歐洲藥物臨床試驗排名中名列前茅。圖為輝瑞公司在馬德里的辦公樓。

近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布《投資稅收優惠數據庫（2024年更新報告）》。該報告梳理了70個經濟體的667項稅收優惠政策，重點關注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報告揭示了各國企業所得稅投資優惠政策的設計特征、管理漏洞以及與可持續發展的關聯性。

不同經濟體優惠政策設計差異較大

在不同經濟體，企業所得稅投資優惠政策設計差異較大。2024年，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使用最廣泛的稅收優惠政策仍然是免稅，70個經濟體中有62個至少實施了一項免稅政策。稅收減免和降低稅率也較為普遍，分別在50個和47個經濟體中使用。而稅收抵免的使用較少，僅有23個經濟體采用。

免稅是指對符合條件的應稅收入全部或部分免稅，免稅通常是有期限的，平均適用期限為7年，但有近1/4的經濟體提供永久性免稅。降低稅率是指將企業所得稅的稅率設定在標準稅率以下，其中暫時性降低和永久性降低基本各占一半。稅收減免通常直接從應納稅所得額中扣除，主要適用于資本性支出而非經常性支出，往往采取一次性扣除或加速折舊等形式來加快資本成本回收，但扣除額度一般不會超過實際成本。相比之下，稅收抵免則是從應納稅額中直接扣除，對資本性支出和經常性支出的適用相對均衡。當企業因收益不足或虧損而無法充分享受稅收優惠時，退稅條款能夠為企業提供直接的現金返還，從而更有效地改善企業現金流。然而，在有數據記錄的48項稅收抵免政策中，僅有1項設置了退稅條款，這可能與多數經濟體的財政空間有限有關。

在稅收優惠政策的選擇上，基于支出的優惠政策（如稅收減免和抵免）通常比基于收入的優惠政策（如免稅和降低稅率）更能有效刺激新增投資。這是因為基于支出的優惠政策能夠與政策目標建立更緊密的關聯，通過直接降低特定投資項目的成本，提升投資回報率。基于收入的優惠政策對企業投資決策的影響往往是間接的，適用于企業的全部收入，缺乏針對性，難以精準引導投資行為，因而對新增投資的激勵效果較弱。

稅收優惠政策在不同經濟體之間也存在差異，這使得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員難以對不同經濟體的政策效果進行統一的評估。經合組織提出使用計算前瞻性有效平均稅率（該稅率通過考慮法定稅率、稅收優惠政策、折舊率、貼現率以及名義利率等要素，可以衡量稅收對企業未來投資決策的激勵作用）的方法進行跨地區比較，綜合衡量政策的實施效果。如對拉美和加勒比地區10個經濟體的研究發現，與經濟特區和可再生能源相關的稅收優惠，分別使前瞻性有效平均稅率降低82%和60%。

針對特定行業的優惠政策比較普遍

企業所得稅投資優惠政策通常會有特定標準，用以判定投資者或投資項目能否享受相關優惠。這些標準涵蓋多個方面，其中針對特定行業制定優惠政策的情況較為普遍，幾乎所有經濟體都有涉及。同時，高達80%的經濟體會為在經濟特區的投資行為提供相應優惠。

83%的經濟體在制定投資優惠政策時，會重點關注項目成果，其中較為常見的成果要求包括規定產品的出口份額，以及設定必須創造的就業崗位數量。然而，在運用成果條件時，需要進行謹慎監管，并綜合權衡相關成本，以確保政策實施的有效性和可持續性。

66%的經濟體設有與投資規模相關的條件，比如要求企業達到最低投資金額或最少雇傭人數，不過投資規模門檻在各經濟體之間差異較大。若投資規模門檻要求過高，可能會把中小企業排除在投資稅收優惠覆蓋范圍之外，影響政策的普惠性。

超半數的經濟體的稅收優惠政策要求企業同時滿足多個資格條件，這樣的設置雖然有助于提高政策的精準度，但也增加了政策實施過程的復雜性。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權衡利弊得失，確保政策能夠達到預期目標，實現對投資激勵效果的最大化。

在稅收優惠政策的法律依據方面，70個經濟體中，只有20個將超過90%的企業所得稅優惠條款集中于單一法律文件，通常是所得稅法或專門的投資法，這有助于提升透明度，減少重復冗余。其余50個經濟體的優惠政策沒有集中在單一的法律文件中，而是由多部法律共同體現，例如，有8個經濟體同時體現在稅法和經濟特區法中。

稅收優惠政策的制定和管理往往涉及多個主管部門，如投資主管部門、經濟特區主管部門、財政稅收主管部門等。多部門參與使管理更為復雜，卻能匯聚不同專業知識、整合政策重點。因此，為保障政策的有序實施、高效滲透，各部門在總體政策目標上達成共識并明確職能分工就顯得尤為關鍵。

優惠政策與可持續發展目標關聯

許多經濟體借助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吸引有助于可持續發展的投資。《投資稅收優惠數據庫（2024年更新報告）》顯示，約35%的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與改善環境、促進出口、創造就業崗位、提升工作環境質量與員工技能、提高社會包容與性別平等、促進國內地區間的聯系這六個可持續發展領域相掛鉤。

在這些領域中，改善環境的稅收優惠政策最為普遍，46個經濟體提供此類優惠，多針對廢水廢物處理、可再生電力行業。36個經濟體設有促進出口的稅收優惠，其中近1/3將此類優惠設定在經濟特區內。31個經濟體針對就業與創造就業崗位提供稅收優惠，主要通過設定工資支出或員工數量要求來實現。25個經濟體關注工作環境質量與技能發展，主要通過增加教育經費支出來促進員工技能提升。11個經濟體聚焦社會包容與性別平等，促進殘疾人及女性就業，例如設定殘疾人或女性雇員的最低比例，提高對該類雇員的勞動力成本扣減。促進國內地區間的聯系是最不常被關注的領域，僅9個經濟體通過設定國內采購投入的最低份額來推動相關投資。

不同收入水平的經濟體在可持續發展領域的稅收優惠政策重點有所不同。減少投資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是各類別經濟體的優先事項。促進出口的稅收優惠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經濟體中較為常見，在高收入經濟體中則較少。中等收入經濟體比低收入經濟體更注重就業與創造就業崗位。工作質量與技能發展、促進國內地區間聯系的受關注程度與收入水平成正相關。社會包容與性別平等在各經濟體中的受關注程度普遍有限，不同收入經濟體的支持程度差異明顯。

企業所得稅優惠是促進投資的常用手段

《投資稅收優惠數據庫（2024年更新報告）》對2022年和2024年兩版數據庫共同涵蓋的52個經濟體的政策變化進行了追蹤。數據顯示，企業所得稅投資優惠政策仍然是各國政府促進投資的常用手段。2024年，這52個經濟體共確定了503項企業所得稅稅收優惠政策，平均每個經濟體約有10項，比2022年增長近20%。但不同經濟體間存在差異，其中45%的經濟體稅收優惠政策數量激增，而18%的經濟體則減少了投資者可獲得的稅收優惠數量。

在資格條件方面，從兩版數據庫對比分析看，各國更注重投資規模和區域發展。設置投資規模資格條件的經濟體，從2022年的60%上升到2024年的69%；設置與區域發展相關資格條件的經濟體，從65%提高到75%。這表明各國努力確保投資的經濟實質，并注重區域發展。然而，設置這些條件可能引發一些問題，比如過高的投資規模門檻可能導致過度投資或項目集聚，區域發展優惠政策可能影響資本的合理分配。因此，稅務部門要確保資格條件符合各國的政策目標，要在減少投資摩擦和市場扭曲方面下足功夫。

在政策管理方面，越來越多的稅收優惠政策通過非具體稅收立法賦予，存在管理分散的問題。2024年，73%的經濟體有超過10%的優惠政策由稅法以外的法律賦予。這種在稅收立法框架之外給予的優惠，引發了人們對稅收透明度和政策一致性的擔憂。

在可持續發展方面，許多經濟體仍重視借助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推動發展，2024年與2022年相比變化有限。2024年新增3個經濟體出臺促進出口、提高工作質量和技能的優惠政策，新增2個經濟體出臺促進環境可持續性的優惠政策。支持社會包容和性別平等的優惠政策保持穩定，而在支持就業和創造就業方面實施稅收優惠的經濟體則減少了1個。

最后，報告建議，未來各經濟體在制定和調整企業所得稅投資優惠政策時，應充分考慮政策的有效性、可持續性以及與國際規則的適配性。同時，加強政策協調與監管，平衡好吸引投資與保障財政收入之間的關系。只有這樣，才能讓稅收優惠政策更好地服務于經濟的長遠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