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青：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應盡力而為、量力而行

朱青

謀劃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應兼顧當前和長遠、需要與可能，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

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謀劃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環，財稅體制改革事關中央與地方、政府與市場、國家與社會等重大關系。“謀劃”二字意味著，在改革實施之前，應進行深入思考和科學研判。

財稅體制改革大體應包括以下方面，重新劃分中央與地方政府事權和支出責任、改革稅制、調整中央與地方稅收分享比例和完善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等。事實上，我國一直沒有停下財稅體制改革的腳步，如2016年5月全面推開營改增后，中央與地方增值稅收入分享比例從75∶25調整為50∶50。筆者認為，本次謀劃醞釀的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應是上述幾方面聯動的改革。

理解中央謀劃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目的，有必要先了解1994年實施分稅制改革的背景。一是當時的財稅體制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1992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大明確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提倡公平競爭，而當時我國實行企業所得稅按照所有制劃分，包括國有企業所得稅、集體企業所得稅、私營企業所得稅、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等。改革中先是合并統一內資企業所得稅制，隨后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制，為不同所有制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稅收環境。二是解決財政困難問題。一方面，中央政府擔負著通過轉移支付縮小區域貧富差距和促進區域之間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要任務，但1994年分稅制改革前，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總收入的比例不到40%，轉移支付的力度和效率受到明顯影響；另一方面，當時全國財政總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過低，嚴重制約政府職能的發揮。

本次中央提出謀劃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同樣有兩個新背景，一是改革必須圍繞中國式現代化謀劃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如果說1994年分稅制改革更加側重效率，那么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應更加強調公平。二是地方財政緊平衡。由于大部分的事權和支出責任都歸到地方政府，地方要辦的事很多，但財力相對不足。對此，中央政府近年來持續加大轉移支付力度。但即使如此，地方財政資金依然緊張。

謀劃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應兼顧當前和長遠、需要與可能，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一方面，完善地方稅體系，增加地方稅收收入，目前的思路是將消費稅收入逐步劃給地方，同時將征收環節后移。目前，我國消費稅主要在生產環節征收，后移至零售環節征收，將給征管提出更高要求，因此筆者認為，推進消費稅征收環節后移并穩步下劃地方不是所有消費稅征稅對象都能實現的。另一方面，調整中央與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讓地方事權和財力相匹配。筆者認為，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方向是適當減少地方政府的事權和支出責任，并相應增加中央政府的事權和支出責任。此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調查顯示，2020年122個國家的中央轉移支付平均占到地方財政收入的51.5%，其中聯邦制國家低于45%，單一制國家則高于53%。相比之下，作為單一制國家，我國2022年轉移支付占地方財政總收入47%的比重并不算高。因此筆者認為，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更重要的是如何完善轉移支付制度，而不是大規模增加地方稅收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