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攸迪 肖正超 吳家豪

近日，英國皇家稅務海關總署（HMRC）發布稅收立法草案，調整所得稅政策，強化反避稅征管、推進稅收數字化，多維度推進英國稅收體系改革，推動結構性增稅。

財政壓力倒逼增稅

近年來，英國稅收政策經歷了從應對沖擊時的暫時性減稅到后續調整階段的增稅，再到經濟與財政穩定后的結構性增稅的階段性調整。據英國皇家稅務海關總署與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的官方數據，2020—2021財年，英國稅收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例降至33.1%。但由于公共債務過高，暫時性減稅很快被增稅措施取代。隨著經濟復蘇和結構性增稅的推進，預計這一比例將在2025—2026財年升至36.3%，納稅人稅收負擔持續攀升。

然而，增稅政策并未有效緩解國家財政壓力。英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4—2025財年預算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3%，高于上一財年的4.8%。2024—2025財年預算赤字比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的預估高出150億英鎊，如此超預期的赤字水平給英國財政帶來了更大的壓力。

在這樣的背景下，英國皇家稅務海關總署發布稅收立法草案，希望通過結構性增稅，提升財政可持續性。

改革涉及五方面內容

本次稅收改革主要包含所得稅結構性增稅政策、調整境外研發費用政策，此外還包括規范稅務顧問行為、強化反避稅征管和推進稅收數字化共五方面內容。

圖為英國倫敦街道。

規范稅務顧問行為。稅收立法草案首次對稅務顧問行業提出系統性監管要求，核心是通過“定義擴展+強制注冊+公開披露”三重機制，遏制稅務中介協助客戶避稅的行為。一方面，修訂《2012年財政法案》附表38，將“稅務代理人”的定義擴展至公司及個人；另一方面，自2026年4月1日起，稅務顧問必須向英國皇家稅務海關總署完成注冊登記，該署有權公開披露存在不當行為的稅務顧問信息。英國稅務咨詢協會預計，在全國2.3萬家中介機構中，4000家無專業資質的機構將被迫退出，可減少60%的傘形公司（提供薪酬管理服務的中介公司）避稅案件。據了解，在2024年曝光的“薪酬拆分案”中，未注冊中介協助12萬名臨時工避稅15億英鎊，新規將使此類操作成本飆升。倫敦稅務咨詢公司TaxLink合伙人馬克·威爾遜指出：“公開披露機制相當于給行業裝上‘信用枷鎖’，小型中介若因不當行為被公示，可能直接失去客戶信任，倒逼全行業提升合規水平。”

調整所得稅政策。所得稅調整是稅收立法草案中爭議較小的部分，主要通過“明確定義+擴大范圍+保留優惠”的組合策略，實現“堵漏洞”與“保活力”的平衡。一是明確“受污染捐贈”的定義，即捐贈方出于避稅目的而非使慈善機構獲益的目的所進行的捐贈，并將遺產捐贈納入應稅收入范圍。二是明確自2026年10月6日起，通過員工購車計劃提供且使用過程中附有限制條款的車輛，將被視為應稅福利。三是修訂企業管理激勵與公司股票期權計劃相關協議，允許在私人間歇性證券與資本交易系統（PISCES）平臺出售股票時保留其原有稅收優惠，此規定適用于法案通過前已簽署的協議，保留了對創新企業的稅收支持。四是自2026年4月6日起，基金經理獲得的附帶權益將納入所得稅體系框架。

調整境外研發費用政策。修訂北愛爾蘭公司境外研發費用免稅范圍，明確該免稅政策僅適用于注冊地在北愛爾蘭且已申請增強型研發密集型稅收優惠（合格研發支出至少達到企業總營業支出的30%）的企業。自2024年10月30日起，此類企業申請境外外包研發及對外派員工成本申請稅收減免時，不再受該限制。

強化反避稅與稅收征管。一是擴大避稅方案披露制度的適用范圍，引入“通用停止通知”機制，即當英國皇家稅務海關總署認定某避稅方案無效時，可發出此通知要求所有正在推廣該方案的人立即停止推廣。同時引入“推廣人行動通知”機制，即英國皇家稅務海關總署可針對某個特定避稅方案推廣人發出指令，警告其可能無法獲得預期稅收利益并且面臨罰款。二是自2026年4月起，規定招聘機構需對通過傘形公司派遣的員工薪酬，承擔代扣代繳所得稅及國民保險繳款義務。

優化稅收數字化制度。稅收立法草案計劃加速推進英國稅收數字化制度建設。一是自2026年4月6日起，年自雇（自由職業）收入和租金收入超過2萬英鎊的個人需進行數字化記錄，并通過相關軟件按季度提交稅務更新報告。二是將部分特定群體實施稅收數字化的日期推遲至不早于2029年4月，并對持授權書的代理人及無其他合格收入的非英國居民演藝人員實施永久豁免。

政策落地面臨三大挑戰

英國稅收立法草案的核心目標是通過結構性增稅提升財政可持續性，同時兼顧社會公平與經濟激勵，但草案實施面臨三大挑戰。

首先是合規成本激增影響政策落地效果。新政策要求所有稅務顧問進行注冊并公開違規記錄，同時賦予英國皇家稅務海關總署直接叫停避稅方案的權力，這導致稅務顧問行業的合規成本顯著上升，且可能引發法律爭議，中小型稅務機構需投入資金升級內控系統以避免違規，而個人顧問則因擔憂職業風險而減少高風險業務。同時，招聘機構需對傘形公司派遣員工的薪酬承擔代扣代繳責任。這一政策雖有助于加強個稅管理，但可能導致招聘機構將合規成本轉嫁至企業或勞動者，導致臨時用工成本上升，部分中小企業因此減少靈活用工規模，轉而依賴正式雇傭，加劇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矛盾。在技術系統與操作指引不完善的情況下，強制性的季度數字申報要求則被視為壓在脆弱個體經營者身上的又一重擔。

其次是將引發高凈值人群外流。事實上，自2025年4月起，非英居籍人士的全球資產被納入遺產稅征收范圍，這一政策已經引發富豪群體的強烈不滿。航運大亨約翰·弗雷德里克森、鋼鐵巨頭拉克希米·米塔爾等已將業務轉移至阿聯酋或意大利米蘭，倫敦高端房地產市場出現滯銷，千萬英鎊級豪宅多次降價仍難成交。此次改革中，基金經理的附帶權益從資本利得稅轉為所得稅，可能進一步削弱倫敦作為全球資產管理中心的吸引力。此外，員工購車計劃的應稅福利調整可能使中等收入家庭每年多繳納數百英鎊稅款，進一步壓縮可支配收入。

再次是國際稅收協調難度較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其年度報告中指出：“英國政府在修復公共財政的道路上面臨偏離軌道的風險。”同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也指出，英國此次稅改留給財政平衡的緩沖空間過窄，難以應對意外沖擊。加之英國脫歐造成的經濟影響仍在持續，對歐貿易成本不斷增加。英國重要國際伙伴美國的經濟政策存在高度不確定性，如果美國轉向更具保護主義的貿易政策，可能進一步加劇國際貿易摩擦，英國難以獨善其身，這將導致英國的財政狀況雪上加霜。